我给杜莫写信时用的地址，是距离我入住的山村最近的县城。我告诉县城邮局旁边的一家肉食店的老板，每周帮我接收信件，我会定时来取信。我每次进城，都会提着两只鲜活的大竹鼠，送给肉食店老板做报酬。
据老板称，县里的各个领导们，现在对鸡鸭鱼肉乏味得很，他们只要下馆子，都会提前通知酒店老板，准备些山珍野味儿，别再一大盘子又一大盘子地摆那些饲料催肥起来的垃圾食品。县领导们现在追求绿色产业了，就是在吃吃喝喝上，也不忘记温习文件精神。
我很担心杜莫这家伙，因为他一旦进了行政单位，难免不被沾染上套路，难免不与个别垃圾为伍。一旦哪天因得意忘形而惹来血光之灾，那些杀手即使找到了杜莫，也难顺藤摸瓜找到我。
杜莫虽然和我通信，但他并不知道我居住在哪个村子，也更不会知道我在半山腰上的小竹楼。肉食店的老板，只管帮我收信，以此换到野生竹鼠后高价卖给酒店，酒店再以更高价卖给吃喝的领导，最后只能由纳税人在这张县政府白条上签收，为几只死老鼠签单。
这些很扯淡的事儿，已经离我很遥远，就像我父辈那些事儿离我很遥远那样。我没必要去管，有心也望尘莫及，因为这是一个县城内法制和人文素养的问题。深层次的问题，最终还要由人民来办。我，只会拿枪杀人，杀那些总想吞噬我意志的人。
我在山腰竹楼上住了半个月，平日里闲来无事，就带着芦雅和伊凉去村里给我们的那片荒地上开垦，种植一些马铃薯和烟叶。马铃薯种出来自己吃，烟叶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钱，换些柴米油盐回来。
和杜莫在广州分别后，我身上虽然也有四十多万人民币，但我不想在平淡的生活中就动用这笔钱。这些钱就像我们的翅膀，必须用在关键时刻。
在竹楼的后山，有一间同样以竹子建造的小竹屋，那里是这个村子的小学。每天早晨或者傍晚，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小孩子们赶着自家的牛羊上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