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父亲又在医院，康复治疗了一个多月；直到身体彻底没大碍了，我才把他接回了家里。
回家后，我没敢立即离开，而是一直守在父亲身边，陪他说话聊天，干一点儿家里的杂事。
时间转眼到了中秋节，我还专门带父亲到市里，买了几斤好月饼；他说给我妈上坟，就要买最好的。
下午回到家里，父亲折了纸钱，带着月饼，又从商店里拿了挂鞭炮和白酒；我扛着竹竿，爷俩神情肃穆地去了北山，我们王家的坟地。
路上我给父亲递了支烟，一边抽一边看着周围问：爸，这周围的项目，怎么都停下来了？咱们村，不是说要拆迁吗？
父亲深吸着烟，摇头一笑说：又不让开发了，说是国家搞什么绿色发展，政策变了；咱们村去年还搞了个什么非物质遗产，已经被定为“民俗村”了。
听到这话，我微微松了口气；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村子，若真是被推了，那的确是莫大的人文损失。
上坡来到母亲坟前，父亲先烧了纸、上了贡，又让我扛着杆子放了挂鞭炮；父亲在坟前鞠躬，我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。
后来我们爷俩，就坐在旁边的地上抽烟，父亲还开了酒，捏着酒杯自饮自酌。
“玲玲的事，你就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我？”他把酒咽下去，最终还是问了这话。